春节前，我在街头看到园林工人给树木挂电线灯泡，写了《谁能听到树木的呼叫》，贴在博客里。我想，紧张沉重的生活，已经把人们的感觉磨糙磨钝了，谁还能听懂听到树木的痛苦呼叫呢。春节过后，跑园林口的记者写来一篇报道，说园林部门给全市的树木松绑，不但那些电线灯泡被取下，连一些树上的钉子铁丝也要摘除。对此，我自然欣喜，让总编室将这篇稿件安排在了要闻版醒目位置。
　　最近我听说，原来春节刚过，市长就给园林部门打电话，说节也过完了，该让那些树木休息一下了。园林部门给市长解释：那些灯泡是科技新产品，只发光不发热。市长幽默但态度坚决、严肃：虽不热但身上捆绑着电线也难受啊！于是，就有了给全市树木松绑的行动。
　　听到这些，我真的很感动。一个管着六七百万人的城市的市长，多少比树木重要得多的事等他处理！可他却看到了树上的电线，听到了树木的呼叫。你说，作为这个城市的市民，有这样一个充满爱心的市长，我怎能不欣慰？！
　　生活中，类似的事情，令人欣喜，欣慰，令人心情愉悦，感受到美好。但另一些事情，却让人忧虑，忧伤，让人欲哭无泪，欲罢不忍。
　　比如，近日就有这样一件事：山西省汾阳市杨家庄镇南村的第三煤矿发生土制炸药燃烧事故，已证实的有9名陕西籍矿工遇难——我之所以说“已证实”是因为事故发生后，矿方不但没有及时抢救和上报，而且封锁消息，并擅自组织人员转移矿工尸体还破坏现场。到底死了多少人，还是个谜——据《山西晚报》的记者介绍，上月26日下午3时左右，燃烧事故就发生了。两天后，汾阳市有关方面接到举报后派人查访，却没有得到有效线索。后来，记者冒着生命危险设法到现场采访，并在破坏了的现场找到有矿工名单的笔记本。接下来，《山西晚报》记者和《西安晚报》记者在汾阳、陕西等地展开寻访，一点一点揭开矿难真相。
　　看着记者采写的稿件，我的心里有说不出的难受。
　　在事故发生地，记者见到的矿工中，有人知道真相，已经死去的矿工几天前还和他们生活在一起。可是，没有人敢站出来说真话。
　　在遇难矿工的家乡，记者见到其亲属凭吊亡者或办理丧事的悲痛场面，可是，他们在拿到矿方二三十万元的死亡补偿款后，就在私了“协议书”上签字画押，不再讨什么说法。
　　在国家安监部门、山西省安监部门、吕梁市安监部门陆续作出批示，要求当地立即组织抢险，严查涉嫌事故现场的情况下，记者在矿井现场采访仍受到没有牌照的黑车的围追堵截、遇到煤管站负责人公开贿赂和收买证据的怪事。
　　4月5日，新华社以《山西汾阳破获私藏土制炸药燃烧导致井下矿工死亡案》为题，播发了这一事故的消息。也许是汾阳这个地方矿难已发生得太多了——今年3月已连续发生3起，造成30多人死亡——也许是这里事故发生后，有关人员隐瞒不报，破坏现场的行为已经有过，不再新奇了。也许……总之，新华社的消息播发后，除《山西晚报》刊发了记者写的特别报道（《西安晚报》晚一天用整版篇幅刊出了记者的稿件）、中青报发刊发了一个很短的消息外，我没有看到其他报纸刊发这一消息。全国几大网站的首页上，也没有选用这一事故的报道。就在几个小时前，我在百度里摆了一下，六日对这一矿难的报道只有三条，且无一人发表评论。而我的那个追星成了“名人”的老乡杨丽娟，在这一天里的行为，却有许多媒体的许多条报道……
　　写到这里，我的眼里又开始酸涩，心中像压了块石头般沉重、郁闷。我很想将这样几个问题弄清楚：
　　同为受苦人的同乡工友遇难了，却没人站出来说真相，仅仅是因为害怕矿主报复，或者是为了还能用命从矿主手里继续换取钞票？
　　亲人突然间不明不白死了，那些卖命钱能抹去活着的人心里的伤痛？
　　前不久，温总理主持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强调，“事故报告应当及时、准确、完整，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迟报、谎报、瞒报和漏报”。同日，国务院办公厅也发出通报，要求依法严肃查处瞒报事故行为，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记者在事故发生地遇到的咄咄怪事，却让人产生一个疑问：我们自认为社会结构、组织结构都很完善的今天，这里的管理为何会出现真空？
　　我们和我们的媒体，始终标榜对人、对生命第一关注，尤其是像矿工这样的社会低层的弱势人群。可为什么今天在面对十几个矿工无辜死去且差点被隐瞒和一个病态偏执者的追星行为时，我们却漠视前者而热衷后者？我们是不是也“皇帝新衣”般地有了一种病态？
　　……
　　我知道我不可能弄清这些原本很清楚的问题。退一步说，即是我弄得十分的清楚，又能如何？
　　有心无力，惟有太息……
2007-4-7午夜